田朝晖扶贫日记|倒计时下的脱贫一线,和想象的不一样

文章正文
2018-07-19 03:18

【编者按】

脱贫攻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决战。

去年,新华每日电讯编委田朝晖被任命为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,挂任贵州铜仁市市长助理、石阡县委副书记,和战友一起,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脱贫攻坚主战场参与扶贫。

一年多,田朝晖见证了西南贫困山区的巨变,见证了一线扶贫干部的艰辛,也看见了最后一批贫困人群在这场决战中的真实状态。除了日常的报道,他还想把这段看似寻寻常实则常波澜壮阔的历史,记录下来,呈现出来,以这种方式向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致敬!

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特辟《扶贫亲历》栏目,还原这场决战中的点滴。

第一篇

每一栋新房子都有故事

水泥路,小洋楼,蓝天白云,青山绿水……把这些词汇和深度贫困联系在一起,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意外。但在我所帮扶的地区,这些都是真实场景。

挂职一年多,我目睹了贫困乡村的加速巨变,其中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路和房。

有一次陪同东部来的朋友到乡镇学校捐赠,我一路上向他们介绍当地情况,他们不时会惊叹:路修得这么好,还有三层小洋楼,这哪里像贫困地区嘛?

我试着跟他们解释,什么是二级路,什么是通村路,什么是通组路,什么是串户路……当然还有小洋楼,有些房子是借助政策补助修盖的,有些是年轻人出门打工回来建的,尤其是三层小洋楼,都是夫妻俩在外打工两年,回来再借点钱盖起来的。

新房子,代表了打工一代对家的期待。所以,尽管他们每年在新房里住不了几天,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,但他们还是把房子盖得非常漂亮。房子,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超越了居住属性。

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老宾,挂职第一年就住在贫困户家里。房子是两层的新房,既现代,又有民族风格,很漂亮。说起这栋房子,他背后有一个故事。

房子男主人小时候是个孤儿,吃百家饭长大,小时候吃了很多苦。长大后外出打工,但不幸的是,他的孩子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,需要人照顾。他思前想后,觉得与其多挣点钱,不如回家陪伴孩子。有次我跟他聊天,他说自己体验过没有父母陪伴的苦,他不想让孩子重复这种人生,所以毅然回家。

回家意味着收入骤减,他想修房子,但没有那么多积蓄,请不起工人。于是他一咬牙,一点一点,硬是边盖边学,自己建起来一个二层楼房。房子盖起来后,惊喜随之而来,他变成了泥瓦工,别人盖房子,会经常请他,每天二百块,收入很可观。

天道酬勤。

在他家隔壁,另一家人最近刚刚盖起来二层新房。挂职一年多,我一点一点见证了这栋房子漫长的从无到有的过程。第一次去村里的时候,这家人住在旁边的厨房里,这栋二层楼只有几根柱子竖着,四周都敞开着。

夫妻俩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在外地,小儿子当学徒(后来也没稳定工作),家庭收入比较低,没钱一口气把房子盖起来。后来我帮男主人申请了一份工作,每月有900块钱收入,他很开心。此后我每次去村里都能看到变化:一间,一间,房子一天天变得完整。

一年后我即将结束挂职回京,又到村里去,惊喜地发现他的房子已经彻底盖起来,很漂亮,我们开玩笑:“这在北京就是别墅啊!”他笑着说要感谢国家政策好。房子能盖起来,一方面是靠他自食其力、燕子衔泥式的坚持,同时也要感谢危房改造政策扶持。

山里的燕子很喜欢住在他家。因为房子是一间一间盖起来,所以去年燕子在“房外”垒的窝,今年被封在房子里边。于是男主人在新房外边的房檐下钉了几块木板,燕子好像明白了主人苦心,跟着搬了新家。我去跟他们道别时,燕子窝上的泥,有一半还是潮湿的。

在蜿蜒的通村路边,一栋栋看起来区别不大的新房,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。这些故事,或大或小,连接着每个人的家国梦想。

第二篇

家门口打工的留守老人

大家都在讲农村凋敝,但在深度贫困地区,我看到了凋敝的另一面。

在缺少年轻劳动力的贫困山村,村村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,办起或大或小的产业,被媒体定义为“留守”“空巢”老人的村民,在家门口找到了打工机会。

他们年龄大多在50岁到70岁之间,还有一些超过70岁,甚至80岁。通过务工,这些老人每天有50元~80元的收入。换个角度看,这些老人在家门口打上一到两个月的工,就可以脱贫。

80岁的务工老人不多,有时我下乡调研会问一问,但从没有在劳动现场见过。一些乡镇担心老人岁数太大,怕出意外,会为他们找一些轻松点或者“安全”点的工作岗位。但不会劝退,因为扶贫也是扶勤,要保护所有贫困户的务工积极性。

我下乡调研,遇见过一位76岁的务工老人。老人每天从山下坐车上山,午饭就在山上吃。原本老夫妻两个人都在村里打工,但老爷子身体不太好,没坚持下来。

刚开始,老太太要上山务工,大家都劝她,怕她受伤。她说如果自己摔坏了,不让任何人负责。

老太太以前是村里的妇女主任,闲不住。后来她的儿子从城里回来,又劝她不要上山务工,儿子提醒她,如果缺钱花就跟自己说,这些年养儿养女很辛苦,现在该休息了。但是老太太不这么看,坚持要找点事情干。

老太太现在山上和一群村民负责养羊、种烤烟、种树。大家考虑到她的年龄大,会安排别人挖坑,让她来栽树。但干起农活来,老太太从不示弱。

她说以前最苦最累的时候,是土地刚从集体分到个人那会儿,因为当地缺水,所以种田要看天,晚上下了雨,那晚上就要赶紧把田种上,当时家里20多亩地,非常辛苦。

现在老太太很开心,她觉得现在跟以前比,政策好,打工机会多了,尤其是交通好,现在上山可以坐车,以前可不行。

在我挂职帮扶的地区,不仅村村成立合作社,而且很多乡镇引入外地龙头企业合作,有些产业规模做得很大。每天早晨,大批的村民们会到山坡上坐等务工,只要天气允许,年轻一点的村民会给大家分组,依次到不同的地方务工。

我和同事写过一篇报道《造血式扶贫,1个月干出过去1年的收益》,发表在《新华每日电讯》上。报道讲述了65岁的贫困户邓宗芝,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,但靠在家门口的合作社打工,一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块钱,比过去种玉米一年的收入都高。

换个角度看,产业扶贫不止改变了贫困乡村的面貌和贫困户的收入,随之发生的更重要的改变是贫困户思维上的变化。

过去贫困户靠山吃山,把自己的一片田看得比命都重要,而且按照沿袭下来的传统方式耕种非经济作物,非常辛苦,但收益很低。而且不管帮扶干部怎么帮着他算账做解释工作,有些贫困户就是不愿意接受“变化”。对他们来说,变化往往意味着风险。

像邓宗芝这样的贫困户,不会写字,也不关注外边的世界,但他们开始试着接受“变化”。他们不仅通过在合作社务工提高了收入,实现直接脱贫,而且通过在合作社务工,通过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经营,他们看到“变化”所带来的收益,慢慢读懂了这背后的逻辑。而这种带动效应,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而言,意义重大。

第三篇

贫困户家贴满奖状的墙

人们爱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贫困,但不少贫困户家,四壁并不贫困,上边贴满了奖状。

下乡次数多了,我慢慢发现,最让贫困户自豪的两样东西:挂在房梁上的腊肉,贴在墙上的奖状。腊肉代表当下,奖状代表未来。

有次到一个贫困户家里座谈,临走时,称赞他们孩子学习好,奖状贴了一面墙。男主人满脸骄傲地说:“还有几张呢,墙上贴不下了。”那一瞬间,无论是在墙上,还是在男主人的脸上,你都感受不到丝毫穷困。

到贫困户家里走访,经常遇到老人听不懂普通话,中年人不会写字的尴尬。大部分贫困户,世居深山,很少与外面的世界产生联系,他们习惯了房前屋后种点田的慢悠悠的生活。脱贫攻坚对他们来说,是改变,也是挑战。他们害怕改变,没有信心面对挑战,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,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。

去年我到一个深度贫困村调研,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:这个村子贫困程度高,产业基础薄弱,年轻人少,贫困户参与产业的积极性低,驻村干部推进工作很吃力,但村里的贫困户非常重视子女教育,村里每年都能考上几个大学生。

后来我跟驻村干部讲,多考上几个大学生,也应该算是帮扶成绩。脱贫攻坚的目标是斩断穷根,既要斩断上一代的穷根,更要帮助下一代避免重复上一辈的生活。

在深度贫困地区,之所以出现“穷家富教”的反差,一方面是因为贫困户的觉醒,另一方面要归功于特殊的教育补助政策。

以我所挂职帮扶地区为例。这里虽属贫困地区,但不仅村村有幼儿园,而且贫困户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,可以拿到比国家标准更高的补助。比如读高中的孩子,在国家补助的基础上,每年还可以再拿到1000元的扶贫专项助学金,以及教科书费、住宿费减免。

不要小看这些补贴,它对于一些贫困户来说,是可以决定孩子命运的砝码。

有次到一个贫困户家里走访,进了院子发现屋里屋外收拾得很干净,主人看起来也很干练,夫妻俩一个在家养了几头牛,一个在附近打短工,收入相对稳定。按说生活条件应该不错,可他们因学致贫,是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家里有三个孩子在读书:老大读高中,老二读初中,老三读小学。虽然因学致贫,但这个家庭没有让孩子放弃读书,即使老二成绩并不好,他们还是选择了坚持。女主人心直口快,苦日子不会太长,希望国家政策多帮扶几年,坚持到老大大学毕业,生活一定会好起来。

说到教育补助力度大,我遇见过比较极端的案例。初到地方挂职,同事帮我们对接了一个项目,可以帮助贫困户的孩子去外地免费读职业中学。前期对接和筹备工作很顺利,但最后报名时,出现意想不到结果:前期对接过的孩子不想去了。一问才知道,当地读职中的教育补助很高,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外地,即使是免费读也一样。

第四篇

“无用”的劳动

无用的劳动,有时很有用。扶贫要想不扶懒,有时需要借助一些“无用的劳动”。

第一次听到“无用的劳动”这个提法,是和一位县领导聊天。一天早餐,我们聊到贫困户吃掉“扶贫羊”,等着明年继续送羊的新闻报道。这位领导认为“扶贫羊”应该送,但送的方式需要改一改,要想办法让贫困户觉得这只羊是劳动所得,不是白送的。

他讲到有次组织大规模捐助,按照以往模式,县乡干部会把捐助物资送到贫困户家里。但他觉得那样不妥。于是改变方式,把物资拉到村口,组织贫困户自己来搬运、分发。“不能白给,你哪怕帮着排个队、维持下秩序也好,虽然看似无用,但让贫困户感觉自己付出了劳动,这是劳动所得。”

德国医生夏爱克曾经在云南的大山上扶贫,采访过程中我曾听到一些他扶贫的细节。他买了一批羊给贫困户,并没有在集市上直接把羊分给贫困户,也没有把羊送到村里,而是送到山脚下,让贫困户把羊牵回去。他说这是听从了当地人的建议,让贫困户自己牵羊,是让他们有付出劳动换取羊的意识。

我们所帮扶地区有个比较大的村子,村里残疾和智障村民很多。地方上并没有笼统地把这些人纳入政策兜底人群,而是成立合作社,根据残障村民特点设计不同的工作岗位。

有次我到村里调研,正遇见一个智力相当于十来岁孩子的成年人,用轮椅推着一个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在遛弯,那个场景让人想起一首歌:你是我的眼,带我领略四季变换……

村干部说,不指望他们的劳动能产生多大效益,甚至很多人的劳动几乎没产生效益,但这些劳动本身,改变了很多东西。

“无用”的人,变成了“有用”的人;习惯了“等靠要”的一群人,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劳动换取更多收入。这就是改变!

宋代有个著名典故:“以工代赈”。说的是宋仁宗时期,62岁的范仲淹在杭州任上遭遇大饥荒。面对数十万灾民,范仲淹想出一个超越时代的解决方案:刺激消费,发展基建。时人不理解范仲淹的做法,旱灾如此严重,怎么还要搞娱乐项目,还要大兴土木?但很快,灾民发现社会上出现大量用工岗位,据说每天有几万灾民就业,动荡没了,灾情也缓解了。在这场蔓延半个中国的大饥荒中,吴中地区没有一个饥民饿死,创造了赈灾史上一个不小的奇迹。

“无用的劳动”,或许就是“以工代赈”的活学活用。在无用的劳动背后,可以看出脱贫政策之外,积极作为和不作为的差距。

第五篇

“难尝”的甜蜜

山区贫困户爱养蜂,房前屋后养上两桶,成本不高,收益不错。于是很多贫困村因势利导,想把养蜂做成集体产业。但集体养蜂不比个体养蜂,风险很大。蜂王比较挑剔,一旦照顾不周就会选择诗和远方,一去不回头。

和其他地区的帮扶干部交流,听到一个故事:有个村子试着养蜂,买了50箱,养了一年之后只剩两箱——其余48箱蜂都逃跑了。有意思的是,逃跑的蜂总要有个落脚点,后来听说隔壁乡镇有个贫困户,在山坡上扔了几个空盒子,一年时间居然收了两箱野蜂。

家蜂变野蜂,野蜂变家蜂。其中奥妙,耐人寻味。

和一同挂职的农科专家交流养蜂技巧,他调侃说,养蜂是“520”产业,是甜蜜的事业,要想养成蜂,必须要有爱。你不爱它们,蜂王就会跑。他总结出养蜂失败的四点原因:一是时机不对,二是场地选择不当,三是养蜂人员报酬低责任心不强,四是缺技术。

四点归结为一点,是人的问题,包括人才和人心。新华社去年派到贵州的驻村第一书记王骁,真正专长是摄像,但他到贫困村挂职后,为推进养蜂产业,自己跑去县城学习养蜂技术——一个扛摄像机的去扛蜂箱,在当地传为美谈。

去贫困村调研次数多了,我慢慢发现,所有把养蜂产业做好的,都有一个共同点:找到了正确的人。

有次我到一个乡镇调研,弯弯绕绕爬到半山腰,放眼望去山坡上、树荫下摆满了蜂箱,星罗棋布。乡镇干部介绍,这是一个村级合作社的产业,养蜂不只卖蜂蜜,一箱蜂每年还可以产出五箱蜂。去年这个合作社有30万元收入,下一年计划收入80万元。

说话间,村里的监委会主任从工作间出来,穿着防护服,从头到脚就像是一个技术员。如果没人介绍,外人绝对看不出他是村干部。后来了解发现,这个村能把养蜂产业做大,靠的就是两个字:用心。支部书记、村主任、监委会主任齐心养蜂,尤其是监委会主任,天天泡在基地,既懂技术,又肯投入精力,于是基地越做越大,逐渐成为全县蜂源地之一。

但选人是个难题。有次我和王骁上山,动员贫困户为集体养蜂。之前王骁跟贫困户交流过,本来他已经同意养蜂,但真到要落实的时候,他又放弃了。一是害怕承担风险,二是对技术没有信心。这种现象很普遍,贫困村发展产业,只要出现失败的案例,其他村子就会心存顾虑。

像上边提到的村子,三个村干部亲自上阵养蜂,更多是无奈为之。虽然带动效果很好,但从中可以体会产业脱贫之难。

(责编:王吉全)

文章评论
标签
热门文章